在我十二岁时，我的大伯他们家因为一场车祸，夫妻二人去世了。
当时大伯家并不富有，夫妇都是教师，遗产只有账户上不到两万的存款，以及他们的养子，与我同岁大几个月的堂哥，陈波奇。
我的父母和大伯家很亲近，当初父亲出去创业也是大伯凑钱资助了不少，又帮他们走关系，才能顺利开起了厂子；在照顾老人的事情上，我的父母也因为工作太忙的关系只打钱过去了，全是大伯家和二伯家在照顾。
所以奔着给大伯报恩和给二伯减轻负担的想法，我的双亲在听到大伯夫妇的噩耗后，当即就决定收养尚且年幼的堂哥。
但是那时我并不太乐意。
倒不是因为对大伯夫妇有什么意见，尽管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们，常年分居，我的父母也与他们没有什么隔阂，非常亲近。
只是，陈波奇，他是一名Jing神病患者。
在葬礼以前，我与他见面的次数不多，印象中只有两次。
一次是在六岁夏天，堂哥被收养第三年的时候，刚上小学的我被带去大伯家玩。出于好奇，我站在大伯家房子后侧和围墙的空隙间，在脚底下垫了砖，想要从窗户看看那间常年锁着门的房间里有什么。
那天我头一回见到他。
正午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梧桐叶撒在水泥地上，陈旧的玻璃窗外有一排铁的防盗栏，玻璃上布满了顽固的灰尘。我扒着铁栏向内张望，昏暗的房间缺乏光亮所以朦朦胧胧的，只能隐约看到类似床的轮廓。
就在我正仔细辨认的时候，黑暗中突然亮起了两团黄色的光，迅速逼近，撞到了窗户，终于被阳光照亮。
那是一张扭曲的脸，姜黄色的眼睛中闪着愤怒的光，就像是咬人的疯狗一样皱着鼻子张大了嘴，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
我对于那天最后的记忆，就是天地剧烈地旋转，我的后脑勺被什么冰冷的东西重重地打到了，眼睛在一阵混乱后只能看到影影绰绰的梧桐叶间撒下的阳光刺得我流出了泪水。
自那天后第三天，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包着头躺在县里的医院病床上了。
尽管我当时尽力去向父母解释大伯家藏着怪物，但他们只一口咬定我看错了，是调皮不小心摔了脑袋。
尚且年幼的我接受了这个解释，昏沉疼痛的头不允许自己再继续压榨尚未完全发育的大脑。
就在我把这当成摔坏脑袋的一场噩梦，过了两年，八岁的时候，母亲却又提起了这个事。
“你还记得六岁暑假去大伯家玩的时候吗？就是你从砖头上摔下来脑袋受伤的那天。”母亲笑着问我。
“对啊，我不是还跟你说有妖怪来着嘛。”我有些疑惑。
“其实啊，那是你堂哥，你大伯和伯母的娃儿”母亲压低了声音和我说道。
“啊？？？”我当时非常之震惊。
那样慈祥的夫妻，怎会有如此可怖的孩子？
而三个月后，过年的时候，我第二次见到了他。
这一次，他与我印象中可怖的样子相比安静了不少。
姜黄色的眸子，脸色苍白，眉毛很淡，秀气得像个女孩子。
他从头到尾都没什么表情，也不怎么夹菜，手上碰着馒头啃了一整顿饭，母亲心疼他，给他夹菜，他也没怎么吃。
不知道他是怎么忍心放着一桌子大鱼大rou只啃干馒头就水的，但桌上却也没有人多问。吃完饭，小辈就各自被母亲带回了房间，留下一桌子继续喝酒吃菜的男人们。
父母收到大伯夫妻的噩耗那天，我正在学校上课，被红着眼眶的母亲直接从学校请假带到机场坐飞机回了老家。
于是连校服都没来得及换的我，就这么一头雾水地被套了白色的外套就带到了葬礼现场。
花团锦簇的台子中央放着二人微笑的黑白照片，两边直立的花圈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奠”。
不甚清晰的印象中，有着母亲和二伯母的哭声，父亲和二伯父都在抽烟，我和其他几个小辈都被母亲抓着手带在身边，却唯独不见养子堂哥的身影。
在那天下午，父母带着我去医院，我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堂哥。
我听到父亲问护士“请问陈波奇在哪个病房，我们是他的家属”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个堂哥的大名是陈波奇。
这名字真奇怪。
我想着，觉得波奇就像是什么宠物的名字一样，只是迫于可能挨打的压力所以没有乱说。
病房不大，并排摆了三张白床，用蓝色的帘子做格挡，更显得拥挤，能通过的路只有病床脚和墙之间两人宽的走道。
他在靠窗的那个床上。
瘦高，没有生机，皮肤比以前黑了一些，闭着眼睛，鼻子上插着氧气罐，右手打点滴，左臂裹纱布。
和我最初印象中的那个疯狗一样的怪物似乎截然不同了。
过了两个月，他就来到了我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