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在手里，轻轻地要脱开我俩的衣服。浦泽察觉到我的举动，倒吸了一口气，一下子握住我的手——我这才意识到我的手发抖的厉害，心脏也砰砰乱跳。
浦泽结巴得要命：“你、你……我们……你怎么会……”他好像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又不出声了。
明明在一片黑暗中，我却好像可以看到他满脸通红的样子。我笑起来，靠在他耳边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
浦泽便缓缓放开握住我的手，却伸开手，把我搂得更紧。我就在他的怀里，慢慢地给自己做润滑，慢慢地把他的老二捅进我后面。进去的时候，两个人都倒吸了一口气，我痛的要死，估计浦泽也不好受；可这么卡着不上不下的，我就想咬咬牙一把坐下去。浦泽眼疾手快拦住我，坚持要他自己动——事后我完全后悔我这会儿答应了他——他动一下，就要问一句我痛不痛。开始时我还觉着他可爱，后来烦得要死，我一巴掌拍他肩上：“别问了！”于是他安静下来，只闷声动作，可也不敢用力。我有时被顶得痛得过分，忍不住闷哼几声，浦泽就马上停下来，亲我的脸；后来他还想把舌头顶进我嘴里，我开始时羞得要命，后来却觉得这样子也不错，也和他交缠起来。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就看见浦泽坐在炕边上，脸红的厉害，静静看着我，我全身上下都痛的厉害，一瞬间还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医院那会。还没说话，就感觉有个冰冰凉凉的东西在碰着我的手，低头一看——浦泽正想办法把一个玉镯子往我手上套：只是这玉镯精致又小巧，一看就是给大小姐戴的；而我体格摆在这里，且手常年握枪劳作，又黑又大，衬得这玉镯子更加青翠欲滴，小巧玲珑，根本连我的三个指头都塞不下。我自己都觉得这搭配滑稽，抬眼一看，浦泽却还不放弃，我忍不住笑出声：“你干嘛？”
浦泽的脸几乎要红成一个苹果，半晌才支支吾吾地说：“……我娘说这玉镯子是要给我媳妇的……”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几乎要震碎我的胸腔，脑袋都被“媳妇”这两字砸得晕乎乎的：“这……我、我戴不下，你留给……”还没说完，我意识到自己简直在说傻话，不肯出声了。浦泽弯下腰，躺在我胸上。他的话好重，我的整个胸腔都被他的话压得震动，这地震般的闷响从我的心脏一直传到我的脑子里——
最后，这个镯子被轻轻放进我随身的行军包里。
一九四三年初秋的时候，我们二营来到沧城附近。彼时华北战事吃紧，日伪军接连在各地进行扫荡清乡，一村内日伪有时多达数十个，根据地抗日工作进行得尤为艰难。过不多久，我们接到团长的指示，要求二营化整为零，以连排班组为单位，分散游击。我和浦泽便打算各领一排，再下分两班，在沧城附近展开游击。
记得那晚月亮很亮，直直地照进屋子里。浦泽同我做完战略安排后，两人一起陷入了沉默——这是我和浦泽相遇后第一次分别。我想安慰浦泽，更想安慰我自己：这有什么呢？不过是……我突然发现，我不愿再往下想了。我站起来，将窗户合上，屋内陷入一片漆黑，那些不愿言说的话弥漫在着黑暗中。我听到浦泽慢慢靠近的脚步声，那温暖而湿润的皂香慢慢将我拥抱。
浦泽开始说话，絮絮叨叨地安慰我。我好认真听着，一直到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细微的鼾声渐渐起来，我也好认真听着他的呼噜声。可后来实在有些困，撑不住眯了一会儿眼，等再猛然惊醒时，我身边已经空荡荡的了，只剩下一本泛黄的笔记本
——浦泽已经同我们计划的那样，半夜领队离开了。
我把这本笔记本同镯子一块儿包好，放进行军包中。可为什么要留下这本笔记呢？我不懂。我认得这本笔记，哪怕战事紧张时，浦泽也要尽力两三日便在上面写一道。他曾告诉我，这上面是给我的信，可我又不识字，而且他昨晚不是安慰我说……我意识到，我几乎想不起来昨晚浦泽安慰我的话，我想了又想，却只记得他的承诺：
“……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们很快将会相见……”
后来的日子里，游击队四处出击。开始的时候，还能从电报和会议中偶尔得知浦泽的动向：突击成功了呀、同团部某队汇合了呀……知道浦泽的信息能我安心好多。在一次突围时，郭子受了伤，我们便把他放到马大娘家暂时安置，剩下的人再准备突围。我那时已经知道马大娘家被烧了两次，全是因先前掩护我们八路军干部而起，我便在临走前将我的干粮袋全塞给郭子，让他无论怎样也要让马大娘收下。直等到同日本鬼子对战时才发现，我那装本子和镯子的袋子也一并留给了郭子。我安慰我自己，郭子一定能保存好，等突围成功再找他拿——只是结果实在惨烈，虽是突围成功，但在鬼子追堵之下，已经是离郭子十万八千里。我又安慰自己，实在不行和浦泽坦白……
可我却一直没有浦泽的消息。游击队愈发分散，得知信息的途径便少了许多。
我好久没有浦泽的消息。
再后来，我终于重新听到了浦泽的名字。
一九四五年的表彰大会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