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琅早已发现这两个兄长私底下似乎有点不对付，但她不确定具体原因，只能假装没看出来的样子，好奇道：“为何吴郡更有用？”
“治理三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与当地豪族的关系，吴郡能治，会稽必定能治。你既然要走捷径以史为鉴，那么不如直接看最棘手的情况如何处理，看懂之后，再处理简单的问题就不怕了。”
寄人国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原话。
“用强权和武力掳掠、榨取、压迫、分化是一种，外族入寇中原或中原压迫蛮羌都常用。便如蜀汉号称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归纳起来不过是剿灭屠杀当地带头反抗的豪族，将强悍善战的蛮羌之民都强制迁入蜀中重新整编，留下羸弱无力的族人服行劳役；搜刮剥夺反抗者的金银丹漆盐铁耕牛战马，用来招徕另一部分低头顺从的部族效力。昔年始皇削弱六国也用过类似手段，天下皆以为残酷暴虐，因此这套手段主要用来压制边境外族，中原地带少用。”
“最后是道家黄老之术的绥靖策略，与民清静，休养生息，孙吴治理江东膏腴州郡大多采用此策。”
王琅听得拊掌，她就知道王允之就算故作惊人之语，背后一定能讲出些道理，绝不是信口开河。
有用些。”
一个多月过去，江东的世家豪族没有一个人来拜访他，对他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辅佐他的王导心中忧虑，找到当时已经天下知名，掌控长江中下游兵权的从兄王敦，两人联合一些北方名士共同策划了一起政治作秀，在三月上巳节观禊时骑马拱卫于司马睿之后，显示北方士族对司马睿的拥戴，这才让江东的望族大姓改变看法，纪瞻、顾荣、贺循等吴人名士纷纷受命。
王琅一方面出于兴趣，一方面出于实际需要，在东晋陆陆续续收集了很多魏晋人记录的三国史料，对刘备给刘禅写的遗诏印象深刻，记得原话是“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足可见三国人对法家的重视。
“乱世里征伐混战在所难免，但除了无法避免的战争之外，尽可能协调和当地大族的关系，大力发展民生经济，让民众愿意依附，贤能为己所用，这是江东近百年来的国策。”
“申韩法家之术是另一种，其核心在于威之以法，限之以爵，荣恩并济，上下有节。诸葛亮治理益州，对待益州大姓用的便是这一种。刘备临死前写给刘禅的遗诏也特意提及了《商君书》，让他好好阅读，还说诸葛亮专门为他抄写了申、韩之书。曹操初定中原，治下州郡尚未完全压服时用的同样行申、韩之术。法令由中枢统一制定，地方长官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加以执行，治理成绩好坏根据中枢制定的标准统一评定。”
王允之见她认可，谈兴也更足，为她细细介绍道：“孙吴时贺劭为吴郡太守，吴中强族轻之，在府衙门上题字嘲讽他是「会稽鸡，不能啼」，贺劭亦不示弱，得知此事之后，向从人索笔于府门续上「不可啼，杀吴儿」。其后一一检阅吴郡大族屯邸，查核顾、陆诸姓役使官兵耕种私田、藏匿逃亡人口避役税之事，上报吴主孙皓，诸姓族人获罪甚多。时任江陵都督的陆抗当即顺流而下，直入建康向孙皓求情，孙皓便又将这些豪族放了出来。”
“我查过魏人修的私史，从中估算了大概的户数。到三国末年，中原在籍户数衰减到汉末的十分之一，倘若不算北边收编的鲜卑、乌桓等外族，江东以一隅之地而户口占天下近半。益州的记录我见得太少，户数无法估算，但看荆州士人的记录，刘备入益州前，「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至诸葛亮写《出师表》，已经是「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民贫而国虚」。”
王允之对政事关心有限，更多的是天性上的聪明以及帮助?璍父亲处理庶务积累下来的经验，这一点和只能依靠文字记录分析
王琅到东晋以后专门花时间搜集过永嘉年间的记录，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看法，但她一个人闭门造车，还没有拿实际情况印证过自己的观点，不愿意轻易将观点抛出，因此就事论事道：“控制地方有许多方法，近世经常使用的无非三种。”
在这样的背景下，晋元帝司马睿向接受征召的顾荣说出了“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寄居在他人国土上，心里常常感到惭愧）”的话语，姿态非常谦卑低下，换做东汉末年，哪怕是被曹操架空的汉献帝也不至于此。
二十年前，他在司马氏诸王中没有任何名声，与他密切结交的只有王导。在王导与东海王妃裴氏的策划下，他谋求到了安东将军一职，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并将驻地迁至当时还被称为建邺的建康城。
“贺劭本人并非寒门，他出身会稽士族贺氏，父贺齐官至孙吴后将军，受封山阴侯。即便如此，吴郡顾、陆强族也不将他放在眼里，终孙吴之世，豪族恣肆专权，与诸葛亮治下的益州不可同日而语。”
“北人南渡，无兵无权，寄人国土，若想在三吴之地任官，个中分寸之微妙为难，山山不妨自己想象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