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劳动力，因为各个地区的资源价值不同，资本必然选择最便宜的劳动力进行征召，然而如果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跨邦国征召必然产生更高成本，这不符合资本发展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中早就指明了这一点——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
放眼这个时代的华夏，同样的道理，这个年代的华夏人几乎不存在国家主义的概念，也不存在广泛的社会概念，因为在自然小农经济这个生产关系体系中，不需要「现代国家」
这个上层建筑，一个明代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集体概念还停留在宗族和村落的范围内，在这个时候，社会这个词是分开用的。
社，土地之主也。
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
在清朝末期之前，华夏土地上的人们都是这么理解「社」
这个词的，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从土地里面获取他们最基础的生活资料——食物、木材等等，他们自然而然的对土地产生了一种崇拜、报恩的情绪，作为一个现代人类，我们有一套科学的解释来理解和剖析土地生产作物的科学本质，但是古人还不具备这种视角，当讨论古人的社会理念的时候，一定不能缺少了马克思主义视角，这是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典型例子。
在这种最朴实的感情冲动下，古代就有了土地神这么一个具象化的对象，土地是广袤无垠的，人们必须找到一个有限的、具体的对象来对土地这个无限之物、抽象之物进行崇拜表达。
所以人们「封土为社」，修一个土地神庙，在这个社庙里面举行祭祀活动，从而表达对抽象的土地的感激与祭拜，这种土地庙，小的就是田间地头的小小祭坛，大到天坛，都是一个道理。
在这个基础上，最初的社会形态便凝结了——乡社、村社，后来又慢慢发展出了诗社、茶社，社这个概念被广泛化了，用来指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松散团体。
「会」
这个字自然就是集会的意思，集会因不同的目的而举行，当然，集会的形态也是自然经济生产关系所主导的。
所以从社会这个词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古代人的社会概念，我们可以发现古人的社会概念跟现代人的社会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生产力条件的约束之下，古人没有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概念。
当然，这个时候的明朝人也有相当有限的国家概念，这个国家概念同样也不是因民族主义而形成，这种朴素的爱国情怀仍然跟生产力、生产关系、自然资源配置是相配合的，中华是如何早在秦朝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根本原因在地理因素与自然资源配置上。
如何理解这句话？如果我们把整个华夏地区的４００毫米等降水线与长城的地图相互比较，就能够发现其实这两条线是高度重合的，也就是说，在长城以北，就是降水稀少的区域，在长城以南，就是受太平洋暖流影响更多，降水相对丰富的地区。
古代的华夏人民以及统治者当然没有等降水线的概念，但是他们却能够正好将长城修建在等降水线的位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北方的游牧民族天然生活在降水稀少的北方地区，温度与降水等自然资源条件注定他们必须进行游牧活动，而一旦遭受大灾大难，牛马羊成群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南下劫掠农耕地区，而这种劫掠是部族性的，规模极大，毕竟自然问题不会单点爆发而是超大规模区域的爆发，因此北方的部族会更倾向于部族联合，单一的南方小国凭借一己之力无法与之对抗，这就促使了南方的耕种民族必须形成统一，共同抵抗北方的劫掠。
而南方耕种民族发生大灾大难的时候，因为自然资源的同质性，就可以以国家兼并的形式完成统一，一个小国一旦发生大灾难，势必被更大的邻国吞并，而大一统的国家也有利于形成对区域性灾难风险的抵抗力，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因为他们的资产是可流动的牛羊而不是固定的土地，所以他们很难像南方民族一样完成高度集权的统一，只能形成有限的联合。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如果从意识形态、帝王性格、民族性格、语言文化、专制体系等方面作为基础去理解问题，根本不足以触摸到问题的本质，这些条件都是催化剂，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真正决定历史发展的最底层要素，仍然是自然资源条件，以及根据此种自然条件而形成的生产关系，北方的草原部族入侵南方也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野蛮，南方的华夏土地上的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也不是因为华夏人温顺易于管理。
马克思学说伟大的地方也在这里充分的体现了出来，分析历史不是「你以为」，历史全都是非主观的，「有生产力事实依据」
可以分析的。
当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方式产生剧烈矛盾的时候，就是改革和革命到来的时刻。
显然，在这种国家意识、社会意识几乎没有基础的情况下，现代工业社会是无法成立的。
现在陈肇希望孵化出一个工业化的胚胎，也就是构建一个具备更优越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