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广州12月份的天都偏冷了，可是跟女人说上几句话，我一身都是汗。 “哎，拿着。”我转身想走，女人叫住我，给我递了个小塑料袋，我一看，里面有盒炒粉丝，外加一根油条，一个鸡蛋，还有一小塑料杯的豆浆。我刚想掏钱，被她一手推开了。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多少岁了？” “我叫阿浪，二十了。” “哈哈哈，你们广东人就喜欢叫阿什么的，阿狗阿猫，笑死了，我叫你浪子吧，好不。”女人很爱笑。 “以后想吃啥，就来这边拿，别客气。” “不，不。” “你叫啥名字？”我拿了早餐，走了两步，才想起来没问人家名字。 “我叫桂花，你就叫我姐吧。” 我始终没敢去要人家盒饭吃，因为桂花姐不肯收我的钱。桂花姐好像知道我的心思，到了饭点，她自己就把饭给我送了过来。有时候不忙的时候，她还会在铺子里坐着，看我修车，跟我拉会话。而我看到她那边有个不方便的力气活，男人不在，也不用她开口，我就过去帮她做了。 一个月以后，我铺子开始热闹起来了，两个老头一个姓戴，一个姓旷，两个人没事就在我铺子边上架起棋盘下象棋。在我铺子里修车等着的客人，有时候也津津有味地围着看棋，还有的就是出来散步的闲人也来看，吵吵嚷嚷地支招。桂花姐的男人来接桂花姐收摊的时候，偶尔也来观战。老韩个子不高，有点黑，偏瘦，整天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他喜欢抽烟，烟不离嘴。 跟桂花姐熟了，我才知道桂花姐的男人姓韩，四十岁，跟桂花姐都是湖南邵阳人。桂花姐和老韩结婚十几年了，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都在老家上学。桂花姐和男人来广州有七八年了，桂花姐一直在摆摊卖早点卖盒饭，而男人是开摩的的，两口子日子过得很紧吧，就是想方设法省下每一分钱，给家里孩子寄回去。 韩哥的摩托车是力帆的，有点老。听桂花姐说，当时买的时候就是个二手的旧货。他的车三天两头就得坏，韩哥舍不得买新的，只好送来我这边修。每次我都不收老韩的钱，就算是换零件我自己搭上，我也不愿意管他要钱。韩哥过意不去，有空也不去看人家下棋了，而是给我搭把手，递个工具什么的。就这样，我的一天三顿饭，桂花姐都管了，而韩哥的车我也全包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修完车，关了铺子就回家，洗个澡，有时候直接就睡了，有时候看会书，我的生活简单而又寂寞。我的朋友阿贵那个经常回来看我，也不干什么，就是聊会天解解闷，有时候他挺佩服我的。 他说“浪仔，我挺服你的，你小子心里有根，能稳哩。” “什么叫心里有根？” “我，阿弟仔，彭志勇，我们这帮人哪个不好闹的，就你吃得住寂寞，连个女朋友都不去找，就知道在家里看书，睡觉。” 阿贵后来找了个女朋友，听说是贵州人，岁数很小。阿贵找女朋友之后，就很少来我这边了。 顶这个修理铺自己做买卖，我还是头一次。店里的活我都能做得很地道，客人没有对我不满意的，我收人家的钱也算公道，所以我的客人越来越多，口碑越来越好，甚至有的摩的司机开了好几条街都要来我这里给我修，客人多了我的进项其实也不少。 困扰我的是一些在我眼里不该有的费用支出，比如给地痞流氓交的“保护费”，给城管的“孝敬”，交这些钱还是桂花姐劝我的，没办法，我们只是小小的手艺人，抵抗不过这些恶心的社会规则。即便交了所有的钱，地痞流氓还好，城管给我们的麻烦还是不断。我的铺子小，修车时候只能占一点街道，而每次城管都会罚我，一次几十块，上百块，而且都没收据，越来越频繁，贪得无厌，我和桂花姐都不胜其烦。 01年4月有一天，有个中年男人带着儿子来我铺里修单车。那个人有点胖，胖墩胖墩的，皮肤很黑，说话带着一股浓重的雷州音，他穿的一身白衬衫，下身西裤，还穿个皮鞋，那个时候我在广州待了几个月了，什么人也见过，看看穿着打扮，我就能把对方身份猜个八九不离十。我猜他八成是个公家人，不是公务员就是什么国企的。他儿子很瘦，白白的，体型不大像他，但是眉眼之间有他的意思，他儿子可是个小帅哥。 单车车筐里有一大袋的水果，是梨子，因为我要修车所以他就把水果袋子拎在手里。他看了一会人家下象棋，觉得没意思，就搬个凳子过来看我修车，跟我拉回话。 “小子，你哪里人啊，雷州的吧。” “嗯，大哥，你也是吧，我听你说的是雷州话。” “呵呵，对啊，我雷州沈塘的，你哪里的？”晕，没想到，遇到个同乡。 “大哥，我也是沈塘的。” “哈，真的啊，你说的话，还真是沈塘话。” “小子，你哪个村的？” “我是塘角村的。” “哦，我是大浦村的。塘角村，我想想。” “你认识杨志远不？” “他是我四叔。” “哈哈哈，巧了，你四叔跟我一个班的同学，他现在在家干嘛呢，他跟我同岁，今年也得四十了吧，我们有年头没见了。” “对，我四叔今年也四十了，在家务农呗，农村人不做农做啥啊。” “大哥，你叫啥？” “别叫我大哥了，我是你叔叔辈的，我叫王德智，你叫智叔吧。” “好啊，智叔，这是你儿子吗？” “对啊，就在那个初中上学。” “成绩好不？” “好个屁，现在的孩子……” 不是我好容易碰到个老乡，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