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就是盛唐时期，国力繁荣而百姓尚有负担的开元盛世。
他看过户部的人口黄册，天启四年时，户部估算云南有二百余万人口，贵州接近三百万，广西接近四百万，广东接近七百万，福建接近一千万。
经过移民开垦和耕地普查，到天启十四年腊月时，五省人口是云南一百六十余万，贵州一百五十余万，广西二百八十余万，广东三百二十余万，福建四百余万。
个农民分散上几千平米的耕地上，驾驭着耕牛开始犁地，为来年的春种做准备。
七千五百万亩养二千六百万人，哪怕亩产两石，也只是能让百姓吃饱饭，顺带多出百来斤粮食罢了。
各省人口分别下降甚至腰斩，消失的人口都迁移往了麓川、交趾、旧港、琉球府三地。
哪怕眼下川东地区经历着旱情，但即便是遭遇旱情的川东，其米价也不过四百文每石。
这四个平原占据了四川七成以上人口，剩下的三成则是生活在川东地区的丘陵地区。
陕西就是唐代开国，百姓急需安稳的武德年间。
不仅如此，连学校发放的校服，也是清一色的圆领袍。
如四川这种，如果不是孙传庭一口气论罪大量士绅豪强，那别说现在这种三天两头吃肉了，就是每个月能吃一次都是自己积德。
迁移到这里和留在这里的百姓，往往能按照规矩获得十亩自耕地。
大量士绅豪强被迁移麓川、交趾、旧港，留下来的基本上
五省的在册耕地分别是二百万，五百万，一千二百万，两千六百万和一千八百万。
山西还在吃白水煮菜，四川却已经家家户户养起了牲畜家禽。
同样是旱情，同样平抑粮价，山西每石八百文，川东却只有山西一半的米价。
“辛苦点也好，忙点也好，等来年秋收，又能过一个好年了。”
虽然只是隔着秦岭和大巴山，但四川的百姓从没有担心没有粮食吃的情况。
朱慈燃游走了一圈四川，发现四川的耕地基本都是人均六七亩，部分地区可以达到人均十亩。
十年时间，大明迁移走了近一千三百万人，而五省耕地却在清查之中逐渐浮出水面。
用三千万亩耕地养四百二十几万人的结果就是如此，这样的场景让朱慈燃更好奇移民更彻底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地。
骑在车上，朱慈燃望着田野间劳作的百姓，心情也开心了不少。
这其中代表就是成都平原和安宁河谷平原，眼下的四川最发达的还是成都府，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多，也是因为百姓手里的耕地基本能保持在人均十亩左右。
如眼下，朱慈燃顺着省道向南骑行，一路上看到的只有广袤的田地和稀疏的农民。
西南少民想要分田地，也得首先承认自己是大明子民，然后才能按照大明子民的标准来获得迁移田。
即便四川大部分地方都不能像南溪村一样家家户户每天吃上一顿肉，但隔三差五吃点肉还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要用王朝来做对比，那山西就是黄巾之乱后北方瘟疫大行的汉末三国。
建昌府虽然有安宁河谷平原，也能达到人均十亩的标准，但人口过于稀少。
如果说山西让他看到了人口稠密遭遇天灾是什么样，陕西让他看到了新政推行，迁移人口后遭遇天灾又是什么样，河西让他看到了大明边疆是什么样，那四川就让朱慈燃看到了没有天灾人祸，颁布新政的地方是什么样。
到了四川，这里就是大汉文景，大唐贞观。
建昌府境内虽然有大凉山，并且有二十二万人口，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人均资源少。
在朝廷的黄册上，历经十年时间，五省人口从二千六百万，降低至一千三百万人。
但问题是，以前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是地主豪强的，属于百姓的只有不到四成。
建昌府的安宁河谷是四川省内仅次于成都平原的第二大平原，加上洪承畴使用劳改工在当地开垦了许多田地，因此当地田地数量达到了二百六十五万余亩。
所有人都很忙碌，以至于朱慈燃在一个村落停下准备打水都找不到人家，只能去村官所打满水继续向南骑行。
当然，这八千二百万亩耕地里，有很多是近些年才开垦出来的，但即便如此，原本的真实耕地也有最少七千五百万亩。
在十七世纪，一个地方富不富裕，发不发达，看的不是什么科技和各种，而是主要看百姓手里的耕地和人口数量。
因此，在屡次的移民中，四川四百二十多万人口此时大量聚集在成都平原、岳池平原、安宁河谷平原、江彰平原等四个地方。
云南八百六十余万亩，贵州七百五十万余亩，广西一千六百七十余万亩，广东两千九百余万亩，福建两千二百余万亩。
在耕地上，被糊弄多年的田地数量也终于水落石出，从纸面六千三百万亩，拔高为真实情况下的八千二百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