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旁看热闹。我嗓子眼干巴巴的，有气无力地哀求说：“你得相信我。”
他悲哀地摇了摇头，连话都懒得讲，就带人走了。卡车从门前开走了。这意味着，我被动物园和保护所拖进了黑名单。不过没关系，好歹那头鹿自己卷铺盖滚蛋了。我的小天地又恢复了清净。我回到沙发上，点了支烟，望着空荡荡的茶几想：也罢，谁说自残非得用枪呢？
每逢周一，公司里都要开例会。作为底层的头头，李三会将每个区的人逐一叫到会议室，进行一番语重心长的教导。爱情区和恐怖区的人最先进去。这两类书的销路总是很好，李三匆匆夸了两句，便把他们放出来了。接下来是科幻区和武侠区，时间稍微久一些。到了快下班时，重头戏来了：“爱写什么写什么”区的难兄难弟们，如判了死刑的囚犯，排成一队，弓头缩背，吊儿郎当地趟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没有像样的长桌，当地只围了一圈座椅，四周矮桌上放着冷透了的茶水。有那么点像医院里的互助室。李三盘踞在当中一把转椅上，脚边堆着厚厚一沓被枪毙掉的稿子——全是我们一周的心血。一天下来，他那件价值□□的外套上堆满了烟灰，一双滚圆的眼睛像欢乐树朋友里的小动物那样血丝密布。
等我们坐下，他像蛰伏在下水管道里的毒蛇，冷冰冰地向底下的芸芸众生扫视一圈，随后从脚边拿起一叠稿子，开始大声朗读。每读完一篇，就评论两句。“充满童趣，像小学刚毕业的小屁孩写的。”“我想主角大约是智障。”“读这篇东西时，我吃了整整一瓶救心丸。”
从头到尾，我歪着脑袋，眼皮阂着，一根香烟从嘴角长长地拖出来，腮帮子一鼓一吸，不时从鼻孔里喷出两股烟。睡觉和吸烟两不耽误。等地上的稿子一层层薄下去，我才缓缓睁开眼睛。越往后，从李三嘴里吐出来的字眼就越惨烈。而我的稿子永远搁在最底下。到了下午五点半，即将下班时，李三才翘起两根手指，像捡什么垃圾似的，将我的稿子从地上拎起来。他神秘兮兮地先冲我笑了一下，然后突然松开手，让纸片哗啦啦地落回地上。
他没有朗读我的。因为我写的故事是吐在“文学”上的一口酽痰，拉在纸张上的一坨粪便，冲上读者面孔的一只拳头，剜进眼珠子里的一把杀猪刀。
李三恨我至此，也不是没有道理。几年前，我还在武侠区工作时，他帮我出版过一本书。发表时，他在博客上倾尽一切美好的词眼，洋洋洒洒地夸了我一番。最终，的销量还过得去，口风却很差。我一介无名鼠辈，被人骂几句，没什么大不了。那些人倒是集中矛头，对他好一顿口诛笔伐。说此人不但才华穷尽，连眼神也不好使了。打那之后，他的名声就彻底臭掉了；我也再没出过书，只在公司经手的几本杂志上发表一些豆腐干大小的“幽默四则”、“每天一笑”和几首狗屁不通的诗。去年，公司安排我给一个作家当枪手。没多久，那老头就上门投诉来了，说我写的东西“令人不安”，与他博大深邃情深意重的风格大相径庭。老板忍无可忍，想炒我。隔着办公桌，我一句话也没说，光像条癞皮狗似的可怜巴巴地瞧着他。显然，公司里不多我一个，也不少我一个，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表态罢了。第二天，做完一顿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后，我一头扎进“爱些什么写什么”区，一待就是三五年。他们说，只要被打进这里，就永无出头之日。此话不假。白天我在小隔间打字，老觉得脚下shi漉漉，浑身冷津津的，好像整个人都开始腐烂了。
傍晚，我下了电车，走上街头。夜晚的城市里一片灯红酒绿，霓虹扩大的光晕一汪汪漂泛在头顶上，鲜艳得要滴出水来。街上挤满了成双结对的男男女女，各式各样的头发和衣衫在燥热的夜风中翻飞，各式各样的口音绞着尖锐的电车声从耳旁疾驰而过。我那褊狭杂乱的小窝就在不远处，可此时此刻，我却一点儿也不想回去。我钻进地铁站，钻出地铁站，跳上电车，跳下电车，在城南与城北间来回穿梭，刷光了一张交通卡。铁皮车厢里充斥着一天下来的浓重体味，透过两排脏兮兮的窗户，一双双眼睛看向窗外黑漆漆的隧道，由于疲乏而显得麻木，而他们那泛着油光的表情又像在说：“怎么还没人下去？那群猪头就打算堵在座位上不动啦？妈的我恨你们，你们都去死吧。”发达的轨道交通让打发时间变成了一场空梦。于是，八点半的光景，我便到了家门口。
我一如往常地在门前跺了两下脚，旋开钥匙，推开了门。这时，后背忽然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我掉过头，正巧对上一双亮闪闪的椭圆的大眼睛。
果然，这天煞的兔崽子又跑回来了。
气急败坏之下，我举起公文包，劈头盖脸朝那孙子砸了下去。它本能性地往前送了一下鹿角，就把我顶得昏死过去。
作者有话要说：
☆、3
醒来时，人已经到了床上。九点半，它又变成了人，赤着身体，半跪在床边，神色难安地研究我。这下，我也没力气去赶他了，吊起一只胳膊，指了指衣柜说；“快去穿衣服。”他移开柜门，不知所措地站了半天，才挑出一件渔夫夹克，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