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他的病理结果。
我上大学的时候病理课学的一般，以至于看到结果上“考虑为甲状腺滤泡状癌”这几个字时，根本想不起来“滤泡状癌”是一种什么样的癌，是属于良性癌还是恶性癌。那时，我满脑子全被“癌”这个字眼给占了去。
我站起身，苏曼刚给病人倒完引流ye，从我身后走过往处置室去，我跟过去，“苏曼，21床那个小伙子是癌啊？”
苏曼脚步顿了下，有一瞬的愣神，估计在想21床是谁。也只是一会儿，她点头：“是，他病理结果不是出来了吗？”
“为什么啊？他才18岁啊。”我一时竟有些不能接受。
“疾病又不看年龄。”
“可是……”我皱着眉头站在处置室门口，却不知该说什么。
“你这是刚来，时间长了就习惯……就麻木了。”苏曼拍了拍我的肩。
我从小到大很少真正经历生死，除了家中老人去世，“死亡”距离我最近的一次，还是上大学第二年，听别的同学说大三的一位学姐，因为去非正规医院做流产，去世了。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还很震惊，尤其在看到照片后，很是面熟，大一刚开学这位学姐她们社团招新还来过我们班级。
学姐做手术的那家医院在火车站对面，我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总能看到。
那段时间我去火车站，坐在公交车上就能看到医院外被学姐的家人挂上了横幅，门口围了一群人，花圈纸钱彻底将大门堵死。
这家医院很小，我没进去过，很类似于“莆田系医院”，后来外科老师还把它当做实质案例同我们分析：“作为一名医学生，怀孕三个月后该做流产还是引产起码这个该知道吧？再来，就算不是学医的，看病也都知道该去正规的大医院，你是做手术，那种三无医院，你是多不把自己当回事儿才会迈进去把自己的命交给他们？手术都没开始做，刚打完麻药人就不行了，后来赶紧120给送到第一人民医院，已经晚了。”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一家不正规的医院和正规医院的根本区别，不是不正规的医院不会做人流，不是不正规的医院不会开双眼皮，而是一旦这期间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没有完整有效的处理应对方案，抢救流程，没有抢救的器材和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
最后的结果，我也是听说。医院赔了20万，继续在火车站对面开着，公交车座椅的背面还是能看到它的广告。
我问同学：“一条人命啊，赔20万就没了？学姐家里人也同意了？”
同学回我：“不然呢？人也回不来了，而且学姐还有个弟弟。”
好像说偏了。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癌症和死亡几乎是画上了等号。即便我在大学里学了许多疾病方面的知识，但也只是在思维里，把那个等号改成了约等于。
癌症，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词语。
从处置间出来，路过护士长办公室，里面孙护士长还在和陈老师说着话。
我拐进治疗室，盯着晓利姐加了一会儿药，没憋住，问：“晓利姐，孙护士长不是普外一的护士长吗？怎么还来我们科？”
“她是大科护士长，不仅是普外一护士长，还是普外科护士长。”晓利姐解释。
“那我们护士长呢？”
“她是副护士长。”
外面3床呼叫，我连忙出去给3床病人换水。等再回来，一位病人家属十分不耐烦地站在护士站前对上办公班的管老师大喊：“还抽不抽血了？病人一早上没吃饭，在病房等了快半个小时了，还要饿多久？要是不抽血我们就吃饭去了！”
管老师和气地解释：“抽不抽血要等医生看完病人之后才知道，因为不是我们说给你抽就能抽的，要等医生开了医嘱，我们才能打出单子，才能抽。”
“那医生到底什么时候来看？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医生来！”
“你先回病房坐一会儿，我帮你打电话再催一下。”
我在电脑前坐下，心想让病人饿着肚子等了半个小时，确实有些过分。
中午快下班那会儿，我在治疗室洗手，食堂有规定，不允许穿工作服去食堂就餐，每到中午我们便要先回值班室换衣服然后再去食堂。徐程和中班交完班，进来看到我，嬉笑着说：“哟，沈东林你速度这么快。”
我扬了扬眉毛，“那是，毕竟我是不用管病人的人。”
话音刚落，只听外面管老师怒道：“秦怀礼你什么意思？你把病例往我面前一摔是想干什么！”
我和徐程面面相觑，不明白这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顾手刚洗了一半，连忙从治疗室出来，管老师已经在护士长办公室对着陈老师“控诉”。
“陈老师你说他是什么意思？病人来住院在床位上等了半个小时，来护士站催我，问医生什么时候去看病人，这病人都催了，我是不是要打电话给他？当时他说知道了。过了十分钟，病人又来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