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蛮夫,任你道心强大,一拳可击倒矣!”
名可秀的这个譬喻让人失笑之余,也觉得深有道理——当然,程学不这么认为。
新学是最先跳出来支持的。
在格物致知上,新学与理学并没有太多矛盾。
新学是经世致用的学派,与程学、温学的认知取向本就不同,但他们同样存在着格物理如何致知天理的困惑。名可秀完善的“格物致知”说,则让他们耳目一清,久困于心的矛盾解决了。
因此,新学最先跳出来表态,当然,这与名可秀如今在儒林的地位也大有关系。
二程和司马光对格物致知都有释义,名可秀的释义与之相去远矣,程学和温学自是发文反对。
但是,对于普通学子来说,名可秀的释义却是比程学的释义更清晰明确,也更容易理解;与温学对比,则兼顾了人性之私,而不是完全的“抵御外物”,更能让人接受,即使不是理学派的,也认为这种认知论更有益于学习。
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也使她提出的各种学说多了一顶名为“权威”的帽子。对普通的读书人来讲,争论学问那是学者们的事,他们还处在“学习、认知”的层次,谁的学问有权威,他们就信谁的,这使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说在普通学子中接受面很广。
这对理学的发展,影响无疑很大。
自从学派重新定义后,理学没有了“格物之理”这个“拖后腿”的,就好比轻装上阵,如今又有儒宗的东风,其发展势头正是疾风蓬勃无可挡,欣欣向荣的前景又如“满院东风,海棠铺绣”,学派大盛指日可待。
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
大宪四十年,理学成为大周第一学派。
此起,理学成为华夏南北的儒学主流。
新学、程学、温学、关学、蜀学等诸学派的地位虽有变化,但仍然各有发展,在学派的碰撞中扬弃、完善自己的学说,逐渐转向专长领域,各有鲜明特色,同样是儒学的明珠。
大宪四十八年,礼部作过一个官员学派的统计,发现近二十年来士大夫为官的学派分布颇有领域集中的特点,比如:工部、军器监、司农寺、天文台等部署的官员多是出自理学;谏议官员、监法官员、廉政官员、御史台官员多是出自温学、程学二派;治政能臣、经济能臣多是出自新学、理学、蜀学这三派;政事堂宰执多是出自新学、理学二派;而政事堂首相从苏行冲起,都是擅长中庸之道的理学派出身。
这个数据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大宋儒家诸学派的特色。
“百木秀,方为林。”
这是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时,名可秀说的一句话。
作者有话要说:新的理学,终于定义完成~~以后就是名氏理学,程朱理学神马的木有了
☆、伊本游记(一)
这是大宪二十三年的二月,今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早,二月初京城的春风就有融融的暖意了。
钱塘江从正月初八以后,就又进入了繁忙的季节。随着帝国商贸的繁盛,便带来了航运业的繁盛,作为集天下物阜的京城,又依着钱塘江这等连通江河与海路的水利条件,航运自然是更加繁盛,每年都是过年的那段日子才会清减一些。
京城设在钱塘江的港口共有四个,其中名为永兴的港口是出海港,进出的船队规模最为壮观气派,尤其是远航三个大洋的船舰,至少也得是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的海舶,像“神舟”这种载重达一千一百吨的两万料巨舶已经不算是稀有的罕见货了,而一万料的海舶则是海商船队的主要配置,属于十分常见的了。
是以,在一支庞大船舰组成的南洋海商船队中,一艘只有三千六百料的飞剪式风帆船着实不起眼。它的主桅上同样悬挂着“中国”旗和“宋”字旗,但次桅上多了一面“驿”字旗,标示了它官驿船的身份,但外观太“瘦小”了,夹在高大上的海商船舰中一点都不打眼。
不过,这种飞剪式风帆船向来是以快捷闻名,官驿船承担了传递朝报和公务函件的任务,必是要求速度的,至于载客量则是其次。因为乘客只有官员或有官身的士籍,或有前二者担保的随行者,当然乘坐官驿船不是免费的——只有出公差的官员才能报销——不过船资比起商船要便宜三四成,毕竟官驿船的目的不是赢利。
这一艘官驿船是专门来往于京城和南洋瑞宋、华宋、金华三州的官驿船。船上有因公出行“海内”的官吏,也有三州的官身士籍人员。华宋州的司学参军陆游就在其中,他是三年任期已满,考绩优等迁升回“海内州”任职,需得先回帝京赴吏部报到,拿了新的告身才能上任。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好友范成大,和陆游是同科进士。
但范成大中了进士后并没有做官,而是领了散官阶,退身经营书肆,做起了儒商——现今是大宋第一书坊、古今书坊南洋总掌事。
范成大除了随从外,担保同行的还有一名外国人和一名宋籍异族人。
那名外国人年约三十七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