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和美好的。而你作为一个继承人，你说美好的遗产你会继承，而罪恶的遗产与你无关，因为你既未参与也不知详情。哼，按照这样的逻辑，美好的遗产你也未参与、不知详情，又有什么资格继承它呢？……
“萨尔责先生，什么叫做世仇？就是你不承认并选择遗忘，而受害者不能摆脱以前的加害，对现在造成的持续痛苦，就把仇恨一代代延续下来。有的错误你们加以粉饰，连承认都不承认，我们怎么做朋友呢？”
珍卿飘飘洒洒地离开了，萨尔责神色变幻半天，最后紧追出去在珍卿后面喊：“iris，你太不公平了，我并没有什么都不承认，不能接受你的全部指责。”舞厅内的人已经注到他，诧异地来回看他和珍卿，珍卿回头瞅他一眼，抿抿嘴没造声，跟好奇的怡民挽手离开。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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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学之争论辩护
四月的春季舞会过去了, 逢着天朗气清的时候，珍卿和朋友们也会去踏青野餐，但她日常总避不开学术争辩。
新的学期旁听《西方哲学史》, 开始读黑格尔的《逻辑学》，读到此人对中国和孔子的偏见, 珍卿干脆写了一篇不短的文章, 驳黑格尔“孔子是只会讲常识道德的老头子”一说。
她在批驳文章中首先指出, 对儒家学说产生的社会背景, 对此学说想要服务的政治对象, 黑格尔只有敷衍潦草的了解，借以了解的材料也未经过校验，便对孔夫子和儒家妄下断论。黑格尔作为批评家, 他的治学态度很不严谨，只不过以批评孔子来彰显自己。这是珍卿对黑格尔论断依据的否定。
她在后面的行文中，又把儒学归入社会学的范畴, 不赞成从思辨哲学或道德哲学上定义它、评判它——当然, 黑格尔压根没看多少儒学经典, 他对儒家的了解少得可怜。珍卿讲儒家就是为了证明，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肤浅而狂妄。
孔子所推崇的礼治, 是他根据前代典章制度, 以及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总结出的一套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系统机制, 包括名物之礼、言行之礼、为国之礼。
譬如在一个庄严的祭祀场合, 一个贵族没有穿祭服而穿朝服；譬如, 面对比自己尊贵年长的人, 一个人没有严礼卑辞反行止轻佻……按照礼治社会的道德标准, 他们都是失德之或者无德之人, 会受到法律惩罚和舆论征讨。社会对不符合道德规范者实施惩戒，就像违反《小学生行为规范》的小学生，通过训诫、惩罚、刑罚等手段，促使一个人反省自身，纠正不符合特定道德的行为，包裹在礼仪行为中的道德价值，就被人们不知不觉地内化。
总之，黑格尔从哲学角度审视孔子和儒学，就像专门歌唱上帝的唱诗班男童，批评中国的宫廷古乐不歌颂上帝，这种批评是很不恰当的。儒学不该强行归入哲学的范畴，它是为维护阶级秩序、统治人民的手段。非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找个归属，应当将其分入社会学范畴。简单来说，封建社会的人适应礼仪制度的过程，就相当于是“社会化的过程”。
至于黑格尔批评孔子的《论语》，它里面只有些“善良、老练的道德训诫，没有更多意义特殊的东西”。珍卿在文章中写道：若《论语》的意义在于帮助社会化，正该像耶教的摩西给族人定下的“十诫”，它的思想内容越简单明了，就越便于受诫者理解、修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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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驳黑格尔的文章发表了，不少人写信赞她为常人之所不为，说早该有人驳驳这位哲学权威了。但珍卿没想到的是，她为孔子和儒学找场子，有人搞不清她的写作意图，不觉得她是批评黑格尔治学不谨，论断草率，却以为她给儒家礼治招魂呢。还有人很不客气地说，她专发奇谈怪论以哗众取宠，还有人极尽谩骂之能事。珍卿不得不感叹留学生亦无知，非得阐释理论以明视听不可。
儒家在民国几乎人人喊打，除了汉以后的统治者和学者，为了便于统治一直改造儒家，加强了禁锢百姓思想的教义；一定意义上也是为清朝统治者背锅。
清朝统治者“防汉甚于防洋”。所以，一百多年前马戛尔尼率使团防华，统治者原可不管他什么居心，把他的先进技术和思想学过来。但他们实在惧怕，民主共和与暴力革命也输进来，在各种矛盾开始尖锐的王朝。中华民族错过科技进步的好机会，禁锢思想的儒家更显罪大恶极！不过话说回来，清朝统治者惧怕的民主和革命，就算宋明太祖在世，也未必是不怕的，说起来还是封建统治非善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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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波城天气舒适，在不下雨的日子，总能看见男青年们在查尔斯河上划船竞艇，有端午赛龙舟习俗的中国留